姓氏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姓氏学研究表明，姓与氏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氏族社会时期，姓的产生早于氏，是具有不同意义的两个文化概念，即“姓别婚姻，氏明贵贱”。到战国乃至西汉以后，姓氏合一，就形成了后来专一用来区别族群的文化符号“姓”。关于姓氏文化的研究，自“姓”出现后，就已开始。姓氏文化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有许多，其中姓氏发源地与郡望是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姓氏发源地指某姓最早在某地形成，姓氏郡望指某姓形成后，由于不同的原因分布到不同的地方，并成为某地的望族，这个地方就被尊称为某姓的郡望。姓氏发源地和姓氏郡望是两个不同的文化概念，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有本质差异。相同之处为两者都是与某一姓氏有关联的某个地方，不同之处是姓氏发源地是得姓之源之根，而郡望则是姓氏之流之枝。一般讲，姓氏的发源地具有唯一性，而姓氏郡望则具有多样性的特点。邓姓亦不例外，其发源地只有一个就是古邓国所在地邓州，而其郡望则有南阳郡、陈郡、长沙郡等多个。本人在从事邓姓文化宣传与广大邓氏宗亲交往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宗亲对邓姓发源地与邓姓南阳郡望的概念混淆不清，对两者分别是两个不同地域概念有模糊认识，本文拟就邓姓发源地与邓姓南阳郡望的关系作以阐述，正本清源，以有裨益于邓姓文化之宣传，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邓姓发源于古邓国，邓州是邓姓唯一的发源地
关于邓姓得姓时间及发源地的问题，目前常见有以下几种观点：得姓于殷商邓国，发源地在今河南邓州；得姓于史前夸父，无具体发源地；得姓于夏代、发源地在邓州；得姓于古邓国，发源地在新野；得姓于殷商邓国吾离侯时，发源地在邓州等等。在以上几种观点中，“得姓于殷商邓国，发源地在今河南邓州”，已得到了全球多数邓姓华人认可，并共尊殷商邓国的开基国君曼公为一世祖。根据考证，其它几种观点都不准确，有值得商榷之处。
将邓姓得姓定于夸父之时基于“夸父追日”的神话传说。《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至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在《海外北经》中又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则神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夸父追日，弃杖化为邓林。”后人将夸父尊为邓氏先祖的原因就是文中有一个“邓”字，并尊称夸父为“邓夸父”。
夸父是原始社会氏族社会时期的一位神话人物，他与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黄二帝一样，都是中华史前传说中的部落首领，是受后人尊敬的英雄。上述神话传说为我们提供一些出现这些神话的历史背景的一些历史信息：在远古时有一个崇尚蛇（或说以蛇为图腾）的部落，它的首领叫夸父。在他统治部落时期，炙热的太阳毒烤着大地，天下大旱，万物生灵都奄奄一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决心捉住太阳，征服它，但终未成功，“道渴而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先民们为了生存勇敢地同大自然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并由此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美好传统。夸父弃杖化作的“邓林”的位置，据《荀子议兵》记：“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淮南子兵略训》：“昔者楚人地……，颖汝以为洫，江汉以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路史国名纪四》：“邓，仲康子国，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邓林者，今之南阳（时指邓州）。”《史记礼记集解》“邓林，邓祁侯之国，在楚之北境。”《读史方舆纪要》：“邓州古所称邓林之险。……盖州境古多名材”等记载可知，邓林就在邓州境内，现邓州西南方的林扒镇古时就称邓林镇。
误将夸父定为邓姓始祖，究其因可能与“邓林”的“邓”字有关。但“邓”字在这里不作“姓”用，它是“林”字的修饰定语，应为地名。至于为什么称“邓林，”而不称“王林”“李林”，说明这个“邓”有所特指，那就是夸父弃杖成林的地方是一个叫“邓”的地方。要说明这一点，还需要先把“邓”字的形成作一介绍。目前，我们所知已形成文字的“邓”字，最原始的形态就是出现在甲骨文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的“邓”字，其字形与现行的“登”相仿。甲骨文为商代文字，已出土带“邓”字铭文青铜器时间较早的为商晚期器，西周、春秋、战国器稍多，“登”（邓）是一个象形字，形为一个人双手向上高高的举着一个“豆”状的器物，意为举豆盛物祭祀天地神灵，或为祭祀先祖。据专家考证，目前所出带“邓（登）”字铭文的青铜器，都与成立于殷商时期的古邓国的存在时段相吻合且都与殷商邓国有关，这就说明，“邓”字的演变形成与邓国也是有关的。当然，文字的形成是有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的。青铜器铭文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在其前一定存在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与“邓”字有关的早期传说除“夸父弃杖化为邓林”外，还有“邓伯温部落”和“邓墟”。
据传，早在炎黄二帝时，一个以“邓”命名的远古部落就已出现在今邓州一带，并跟随黄帝大战蚩尤于涿鹿之野。黄帝与炎帝并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司马迁《史记五帝本记》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居于轩辕之丘。”又因在姬水生长成人，故称之为轩辕氏，姬姓。其父少典在有熊（今河南新郑）建立了以龙为图腾的国家，又被称为有熊氏。有熊氏在当时其实就是一个大的部落，黄帝是部落首领。据史学界考证，黄帝生活的年代约在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龙山文化时期，那时就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黄帝与炎帝之间以及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其实就是部落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也是中国原始社会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必然结果。黄帝战胜炎帝后部落联盟进一步扩大，邓伯温领导的那个邓部落应是在这个时候加入黄帝部落联盟的，因此，当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发生冲突时，邓伯温部落义不容辞的跟随黄帝去大战蚩尤了。邓州辖境内现今存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基本上都有龙山文化的遗存，虽然我们不能证明那就是邓伯温部落遗留下来的，但它们足以证明类似邓伯温部落的存在是可能的。
邓墟指舜帝在邓地活动留下的遗迹。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与其之前的尧及其后的禹并称为传说中的圣王。关于舜在邓地的活动，《庄子徐无鬼篇》记载：“舜有善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墟而十有万家。”《路史后记十一》亦载：“舜其仁也乎，编蒲处罟，躬耕处苦，而民从之。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至邓之墟而百千万家。大小悦之，秀士以从，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訾、秦宇、灵甫，不辟而至，为之七友。”清乾隆《邓州志隐逸》记载：“舜七友：舜至邓墟有秀士七人，曰：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訾、秦宇、灵甫，皆不辟而至，为之七友。后既禅而七人逃之。”舜是中国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相传因德继尧成为部落首领，之后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尧舜禹是继炎黄之后受后人称赞的中国早期的杰出人物。舜活动的年代在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成立之前，在邓州现存的太子岗遗址、八里岗遗址、杨岗遗址等大型的早期古文化遗址中，其完整的文化序列中都包含有舜所在的那个年代的文化内涵，这证明了邓墟存在的可能性。在现今邓州市西北赵集镇朱岗王村一带，民国时称“舜友乡”。朱岗王村北有一个大土丘，当地人称之为“七友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在村边还树立着刻有歌颂舜友墟诗文的石碑，诗文为：“迟日暖暖度前除，直到仲和二月初。草透堤岸黄上柳，风光逗留七友墟。大舜受禅七友去，万古高风莫能步。四千年来此间老，谁过故墟题一句。”
以上三载与“邓”有关的记载或传说，是先民留下的已知为数不多的关于邓州史前文化的主要文献，也是目前所知涉及邓州史前文化仅有的重要内容。她在朦胧地勾勒出邓州史前社会形态雏形的同时，也为我们恢复对邓州史前社会状况面貌提供了帮助。我们可以想象，邓州在夏代之前、氏族社会的后期阶段，先是有“邓伯温部落”在这里活动，不久，夸父又涉足邓地，再后来，舜帝也来到了邓地。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庄子》等先秦文献中之所以能出现“邓林”、“邓之墟”等与“邓”字有关的词组，说明在战国之前，“邓”字已成固定用字，并特指一个具体的地方，就是现今邓州的这个地方。其实在战国前的夏代、商代、西周时期，尤其是在夏代时，“邓”已作为特指今邓州这个地方的地名被使用，《路史国名纪丁》载：“邓，仲康子国，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邓林者，今之南阳（时指邓州）。”清乾隆《邓州志》转引司马迁《史记》记载：“夏帝仲康封子于邓”，这是邓州历史上有“邓国”之始，也是今邓州这个地方有行政建制之始。
至于邓州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远古时被称为“邓”，“邓”字又是因为什么产生的？目前通行的说法是古字“邓（登）”，源于先民图腾崇拜。除“双手捧豆”祭祀的观点外，尚有“邓（登）”是蛇图腾的夸父族人设立中天建鼓的灵台。建鼓，来源于伏羲氏的龙图腾，伏羲氏的后裔有蛟氏女安登是炎帝的母亲，而夸父是炎帝的子孙，所以在夸父的族徽就是安登的“登”字的观点外，亦说邓由“登”和“步天的脚印”组成等。这些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说，但可以肯定的是，“邓”字在作为地名使用前的漫长演变过程中，一定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文化符号。根据目前关于中国文字起因的论述：“文字是语言与视觉符号相结合以后产生的符号，文字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它的属性、功能与特点与它的起源紧紧联系在一起。”可知，“邓”字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邓伯温部落”“邓林”“邓墟”这些与“邓（登）”相关的文化现象无疑和“邓”字最终形成有密切的关系。据目前的发现，至少在商代出现甲骨文时“邓（登）”已成定型，以至于在甲骨文、铜器铭文乃至战国成书的《山海经》《庄子》等著作中就有了与邓字有关的记载。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邓字在“邑”部，字形为登字旁边加“邑”字，解释为“邓，曼姓之国，今属南阳。”加“邑”表明邓曾建都立邑，或理解为泛指地名。后来，邓字有一个简化过程，先是将“邑”改为“挂耳旁”，后又简化成现今的邓字。
尽管邓字的形成有可能与夸父追日的传说有关，但这不能说明夸父与邓姓起源有关。理由为：目前尚无发现任何明确记载夸父是邓氏先祖的任何文献记载，而后世的姓氏研究专著记载的多是“邓，曼姓，殷时侯国也。后为楚文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另外将夸父弃杖化为邓林的邓字冠于夸父之前，也显得牵强，况且还有“邓林即桃林也，邓、桃音相近（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之说。因此，将邓姓得姓于史前夸父的说法不准确。
将邓姓得姓时间定于夏代、发源地在邓州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不够准确，大家都知道邓姓是因国而得姓的，但这个邓国是指殷商邓国，而不是指夏代的邓国。持这一观点是基于“夏帝仲康封其子于邓（《明嘉靖邓州志》）”“邓，仲康子国，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邓林者，今之南阳（注：在宋代时指邓州）（《路史·国名纪四》）”的史料记载。夏代邓国始建于仲康之时，约为公元前二十世纪，灭于商武丁年间（公元前十三世纪），存在近七百年，继夏代邓国的是武丁封季父曼而建立的殷商邓国。虽然目前对夏代邓国历史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但这段历史作为邓州历史的重要一环，是邓州有文明记载的发端，其灿烂的文化是邓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邓州人引以自豪。但在姓氏研究方面，仲康及其先辈或后人都不姓邓，而属姒姓。这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东汉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中记载：“昔者圣王观象于乾坤，考度于神明，探命历之去就，省群臣之德业，而赐姓命氏。因彰德功，传称民之彻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听其官者而物赐之姓，是谓百姓。”“昔尧赐契姓子，赐弃姓姬，赐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为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后世微末，因是以为姓，则不能改也。故或传本姓，或氏号邑谥，或氏于国，或氏于爵，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事，或氏于居，或氏于志。”可见夏代邓国为姒姓邓国。至今尚未发现有姓氏研究专著记载，邓姓是以夏代邓国之邓字为姓的。因此邓姓得姓于夏代的观点不准确。
在邓姓得姓于古邓国，发源地在新野的观点中，前者是对的，后者有点站不住脚。说重点实有数典忘祖之嫌。持这一观点的概括起来讲有两种说法：承认邓姓出自邓国。但邓国的邓姓因国灭而国人称楚人，直到西汉中叶一个叫邓况的由楚迁南阳，为附会邓姓出自新野的观点，还特意指这里的南阳为新野，并将邓况尊为邓氏的开基祖。另一种观点是，新野当年亦属邓国地，邓姓出自邓国且后世又出了个显赫的高密侯邓禹，因此就有人认为，邓氏应出自新野，甚至混淆视听的讲邓姓始祖曼公和邓禹都是邓氏公认的“元祖”。更有拿四川邓氏族谱记载的“我姓始于邓国，盛于高密”“高密，邓禹也”的说辞，牵强的将邓姓发源地定于新野。我相信，没有一个邓氏后人不尊敬邓禹，但将邓禹定为邓姓得姓始祖，恐怕就不会为所有邓氏后人认可。尽管目前普天之下的多数邓氏后人都尊邓禹为先祖之一，甚至是直系血缘先祖，但绝不能将邓禹定为邓姓始祖。
且不说关于邓姓发源于新野的观点没有像《元和姓纂》记载“邓姓始于邓国”那样的文献记载，看一下新野的早期沿革“新野县境商、周时属邓国，春秋时属楚国，战国时曾被韩国占领，秦时属南阳郡穰县（今邓州）”，就会明白，邓姓的发源地不在新野，商周时新野只是邓国的一部分，而现今的邓州则是邓国的国都及中心所在地，所以后世的姓氏研究著作无不把邓州定为邓姓发源地。若结合邓禹出自新野的事实，新野邓氏的发达仅仅为邓氏南阳郡得以成为邓氏望郡奠定了可贵的历史基础。
我对持此观点的看法是，任何学术研究都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存在，研究邓姓发源地亦是如此，如果仅是因为占有史料的不同或是基于对已有史料认识的不同而得出此结论，完全应该得到尊重和认可。相反如果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曲解史料、歪曲历史那就另当别论了。这点只有持这种观点的心知肚明。
关于邓姓得姓于殷商邓国吾离侯时，发源地在邓州的观点，在一些邓氏族谱中有所记载。朱熹在为《邓氏族谱》所作序文中记载：邓氏“其脉出自黄帝曾孙高辛，生后稷，嗣传及叔虞，封唐，子燮父，国号更晋，又五世，生吾离，始封邓，其先世在殷，为曼姓，商王武丁封叔曼于邓地，赐姓曼，后以国为氏，依地为姓”，这便是持此观点者遵循的理论依据。应该说，此观点与邓姓发源于古邓国、曼公为一世祖的观点有相近之处，只是在认识上存在有一定的差异。其实就上述记载可知，朱老夫子依然主张的是邓姓是“以国为氏，依地为姓”，这就明确的指明“商王武丁封叔曼于邓地”的邓地当是邓姓的得姓之地。所谓的“生吾离，始封邓”应理解为，殷商灭亡后，殷商邓国虽存在，但只是作为周的异姓侯国存在，这时正值吾离为邓国国君，他在保留国祚的前提下，又接受了周王室的册封，并励精图治，终于使邓国中兴，故被誉为邓国中兴之君。因此就不能将此“始封邓”理解为刚建立邓国。所以“邓姓得姓定于殷商邓国吾离侯时”的观点有偏颇之处，是认识上的差异造成的。
综观如上所述，不管是根据文献记载，还是根据现存于邓州的邓国侯吾离陵等均可证明，邓州是邓姓唯一的发源地。
首先邓姓发源于殷商邓国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其次邓州是殷商邓国及国都所在地，当然是邓姓发源地。
“邓”姓作为中国古老的姓氏，在历代的姓氏文化研究专著中都有记载，邓姓是因国为姓的，属于“氏于国”而形成的姓。这个国就是指殷商邓国，殷商邓国大约成立于公元前十三世纪中叶的殷商王朝中后期，商王武丁封其季父曼公于邓地，建立邓国。王羲之《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记载：“粤稽邓氏自商王武丁封其季父曼公于河北（注：指汉水）南阳之邓国，遂以国为姓，南阳为郡，分封食采，世袭侯爵。”苏洵为邓氏族谱所作序文称“粤稽邓氏，始出自商武丁封季父曼于邓，其后以国为氏，则自三代以来，其为名世也远矣。”清陈廷炜编撰的《姓氏考略》记载：“邓，殷武丁封叔父于河北，是为邓侯，后以为氏。”香港屏山《邓氏总族谱》记载：“考叔曼，武丁丁巳封季父曼于南阳，食邑邓国，以国赐姓曰邓,郡于南阳，而邓氏始祖生焉”等等，以上诸多记载表明：殷商邓国建立于商高宗武丁丁巳年（公元前1240年）。据考证，殷商邓国的范围大概为：北起南阳盆地南部，与中心位于今天南阳市的申国接壤；东部跨越今新野与位于桐柏一带的曾国相邻；南边到汉水，与楚国相连；西与谷国相望（其位置在今湖北谷城县）。其面积约有1万平方公里。国都在今邓州市一带。
因今河南邓州是殷商邓国的中心及国都所在地，所以邓州就是邓姓的发源地。
现存于邓州市东南三公里处的殷商邓国第十九位邓侯吾离的寝陵，是邓氏先祖留给后人的重要胜迹之一，她的存在也是邓姓源于邓州的最好佐证。
二、“南阳”是邓姓最主要的郡望之一
郡望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郡望的出现较晚，是随着姓氏族群的不断迁播分布而逐渐出现的姓氏文化符号。不同姓氏之间以及同一姓氏内不同族群之间的郡望都不尽相同。姓氏发源地具有唯一性，郡望则有多样性。邓姓的郡望主要有：南阳、安定、长沙、陈郡等。“南阳”是最主要的郡望之一。
南阳郡设于战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治所在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以在中国之南而有阳地，或地处南山（即今伏牛山）之南，汉水之北而得名。所辖范围相当于今南阳辖境的县有宛、湖阳、析、丹水、丽、穰（今邓州）、山都等。汉代南阳郡辖境域扩大，辖36县，在今南阳市境23县：宛、杜衍、淯阳、博山、涅阳、舞阴、堵阳、雉、新野、棘阳、西鄂、穰、郦、安众、冠军、平氏、朝阳、山都、新都、湖阳、乐成、博望、复阳县。范围相当于今河南省熊耳山以南和湖北省大洪山以北境域。以后的南朝宋、齐、北魏至隋唐宋元均设有南阳郡或邓州南阳郡，明后称南阳府。
南阳之所以成为邓姓的主要郡望，原因有二：一是邓姓发源地邓州自从邓国被灭、设立穰县时起，至清代，大部分时间在隶属关系上归南阳，用今天的话讲，南阳作为一个地级机构其名气比穰县大，人们更容易记住南阳而忽视穰县。之所以这样讲，还有一点必须得明确，那就是，普遍认为姓氏郡望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发生年代是在东汉到魏晋之际，而那时的穰县即今天的邓州一直是南阳的辖区。二是因为东汉时的南阳出现了显赫一时新野邓禹家族，因为新野与穰县一样（其实看新野沿革，新野在姓氏文化研究相对鼎盛的唐宋时期一直归穰或邓州）属南阳管辖，所以邓氏族人在远离故土后，就把南阳作为用以纪念的郡望。
南阳郡成为邓姓最主要的郡望，与南北朝时推行的九品中正用官制度有关。因当时推行九品中正制，世族大姓垄断地方选举等特权，族出何郡，是否是世族大姓就成了能否做官的关键，而如何证明是世族大姓，就必须证明自己祖上就是名门望族。东汉南阳以邓禹为代表的邓氏家族显赫一时，成了天下邓氏挤身世家大族行列的标志。因此，王羲之在为《南阳邓氏族谱》作序时写到“故魏书九品官人之法。多出于世族大家。而世族之所通显者，则莫如南阳邓氏为最著。粤稽邓氏自商武丁封其季父曼于河北南阳之邓国，遂以国为姓。南阳为郡……。”这也就是天下邓姓多称之为望出南阳，以南阳为郡望的根由之所在。
与郡望同生的还有堂号。堂号是同姓中不同族群支脉之间用来区别血缘关系的符号，也是追宗溯源的重要依据。因其纪念或追忆的对象不同，所用的堂号就不相同，宗族支脉越多，堂号就越多。堂号的命名都与本族的发展历史有关，具有纪念意义：或志姓氏来历，或纪先祖业绩，或尊伦理纲常。郡望与堂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郡望就被称作堂号。南阳不仅是邓氏望郡，更是邓氏最主要的堂号。为表明血缘关系和纪念祖居地，大多邓氏后人都以南阳堂作为本族堂号。堂号在文化意义上无大小之分，但在血缘关系的远近上则有明确的区分。在一个大的堂号之下，因为特殊的原因，还可能衍生出许多小的堂号。
邓姓堂号很多，常见的有：南阳堂、高密堂、角宿堂、首宿堂、守艺堂、执艺堂、平寿堂、谦恕堂、遗经堂、三登堂、萃涣堂、承启堂、十贤堂、敦本堂、嗣藻堂、锦文堂、杖策堂、两秀堂、集文堂、雍睦堂、报本堂、敦睦堂、继述堂、世德堂、崇孝堂、积善堂、绳武堂、孝思堂、纉禹堂、崇庆堂、天祜堂、万庆堂等等。
三、理清邓姓发源地与邓姓南阳郡望关系的文化意义
近年来，关于姓氏发源地或名人里籍地之争的报道屡见不鲜，其实这是在争取文化资源。争论的目的就是占有并利用这些文化资源为地方发展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合理的竞争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切争论必须争之有理有据，并维护这种文化资源的完整性、合理性和纯洁性。
关于姓氏发源地问题，其确认，必须建立在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基础之上。邓姓发源地之所以会被确定在今河南邓州市，就是基于对众多古文献的正确理解并得到了海内外绝大多邓氏后人的认可。但就前文所论，在邓姓发源地问题上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窃以为，应在加强宣传的基础上，力求认识的统一。同时，还应区分姓氏发源地与郡望等的关系，这有助于更好的开展文化研究与宣传，也更有利于团结族众。具体讲，维护姓氏发源地唯一性的原则，是崇先敬祖的具体体现。在现今全国各地盛修族谱的形势下，没有一个统一的姓氏发源地和同一的人文鼻祖，势必出现姓发多端、祖不一人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族众团结，更是对先祖的不敬。
姓氏发源地与郡望的关系是根与枝的关系。根壮枝方茂，枝茂根更壮。作为邓姓发源地的邓州愿加强同各地邓姓文化研究机构与学者的联系，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力争把邓姓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做大做强。我们也要加强同世界各地邓氏宗亲的联系，愿以最大的热诚服务好海内外邓氏宗亲回邓州探亲谒祖，期待各地宗亲常回故里，并支持故乡发展，共同为故里繁荣富强的明天而奋斗。
浅谈邓姓发源地与邓姓南阳郡望
2013-09-22 17:40:15 来源： 评论：0 点击：
[摘要]姓氏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姓氏学研究表明，姓与氏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氏族社会时期，姓的产生早于氏，是具有不同意义的两个文化概念，即“姓别婚姻，氏明贵贱”。
